内容提要
——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：能源转型必须走一条增量优先，以新带旧，激励创新，市场驱动的转型之路，即增量逐步替代存量的过程。
——商汤科技董事长兼CEO徐立：人工智能针对一些细分行业已经从产值上带来了很大提升，特别是汽车等垂直领域，在未来的十年可能每年带来6000亿美金的经济价值。——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：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体，稳中求进是非常必要的，总体上一定要奉行相生之道，以相生为主，以相克为辅，这才有助于经济的长治久安。
刘世锦：技术拓展和成本下降，加快了能源新旧转换的进度
12月9日-11日，第四届外滩金融峰会在上海开幕，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线上参与会议并发表演讲。中国能源和经济绿色转型到底怎么转，应该走一条怎么样的道路？刘世锦表示，能源转型必须走一条增量优先，以新带旧，激励创新，市场驱动的转型之路，即增量逐步替代存量的过程。“中国非化石能源目前占比不到20%，根据有关方面的研究，到2060年，将会增长到80%以上，逐步实现能源结构转型。”刘世锦说。他指出，在这个过程中，由创新驱动的增量部分的技术替代和成本下降，是转型加快的主要推力。“作为存量传统高碳能源，降碳空间进行累退性，越后往空间越小，成本上升，但作为增量的低碳、零碳新能源，一方面技术在改进，另一方面产量在扩大，成本下降也会加快。绿色溢价有些已经由正转负。新技术拓展很快，特别是成本下降，加快了新旧转换的进度。”刘世锦表示，绿色转型的核心是绿色技术的创新和替代，或者说大规模系统性地换技术。他认为，绿色技术需要达到三个目标：高技术含量的生产率；少排放、零排放；与传统产业相比，一定要有更具有竞争力的低成本。解开减碳与增长两难，实现减碳与增长双赢的“钥匙”就是创新驱动的绿色技术替代和减碳成本下降。刘世锦指出，以往碳排放的理念中主要是对存量部分的减碳比较重视，对于增量通过技术创新以后相对减少碳排放这件事情重视不够，缺少相应的概念，缺少价值评估和激励机制。他表示，目前碳排放权市场对通过创新而相对减碳关注不够，随着增量部分新技术替代规模越来越大，与已有碳市场之间的非对称性会愈加明显，对创新缺少足够激励不利于绿色转型。“下一步应把创新型碳替减纳入碳减排核算体系，形成相应的价值评估和激励机制。尽快转向碳减排双控的轨道，制定以绿色技术进行增量和存量替代的短期和中长期规划，统筹增量与存量、未来减碳与当下减碳、创新与安全，力争减碳与增长双赢，积极平稳地推动绿色转型。”刘世锦说。
徐立：未来10年人工智能将在汽车等垂直领域产生6000亿美元的经济价值
国际金融论坛(IFF)2022全球年会于12月2日-4日在广州以线上会议的方式举行，商汤科技董事长兼CEO徐立分享了人工智能技术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助力。徐立表示，整体来看人工智能针对一些细分行业已经从产值上带来了很大提升，包括后续潜在动力。特别是汽车、物流、工业、能源、医疗这几个垂直领域，在未来的十年整体可能每年带来6000亿美金的经济价值。“所以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可以看到，有更多的垂直领域进入到人工智能建设当中。”徐立认为，现在到了要把人工智能模块化、标准化降低成本，并且高质量进行大规模生产，提供人工智能技术的阶段。“我们讲小作坊式的、单点突破的生产走到大规模的量产，这也是我们工业革命开始所有技术推广的一个核心标准。”他介绍，人工智能已经带来了很多标准化的模块，包括数据标注、模型的生产，以及一些很大的基础设施使得成本能够规模化的下降。“从中国的传统技艺来说，也有这样的两大门派：一些是把它的制造进行标准化；一些手艺、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没有那么的标准化。无标准，不规模，无规模就没有产业，所以还不是一个产业的逻辑。”徐立分析，人工智能在数字化经济时代生产的规模是否能够达到标准化，是决定成本能否真正意义上实现大规模下降的核心逻辑。人工智能到底能否变成标准化？徐立表示如果是十年前，很难有一个很正确的答案，因为人工智能大部分是定制化的需求，很多甚至是不知道标准化的生产流程。“但是到今天，我相信行业的共识已经起来了。如果今天问一个企业，人工智能该怎么样做，我相信它已经可以进行一些标准化的流程分类。”徐立介绍，人工智能包括基础的算力设施、中期的数据标注、预训练的大模型、行业微调的模型，今天几乎每一家数字化的企业、每一家人工智能的企业都是按照这样的标准化的生产流程，并且以标准化的AI模型生产来完成。“正是基于此，产业的精细化分工、产业的规模化制造，并且统一的降本增效就能够完成。”对于人工智能给数字经济带来的助力，徐立认为在整个数字经济的建设中，人工智能会起到核心的作用。“可以说一个产业的价值是在于整体的市场容量×市场渗透率×市场占有率。要做大做优做强整个数字经济、整体的大趋势。虽然我们目前面临着国内国际一些大环境的变化，但是危机育先机，变局开新局，总有一些新兴的投入方向使得整体的市场容量会变得更大。”
秦朔：2023年经济关键词——敢为与相生
三年拉锯，艰辛异常。中国战“疫”终于进入到一个新阶段，即优化完善防控措施，为经济社会正常运行创造条件。12月6日，中央政治局分析研究2023年经济工作时，强调“大力提振市场信心”“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”，强调“要坚持真抓实干，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活力，让干部敢为、地方敢闯、企业敢干、群众敢首创”。今年7月28日，中央政治局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就强调了“敢”字。当时的说法是，“要发挥企业和企业家能动性，营造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，让国企敢干、民企敢闯、外企敢投”。
一连串的“敢”，显示出加快发展的紧迫性。最近，浙江、四川、广东、江苏、福建等地已经快速行动起来，或组团出海抢订单，或在家门口举行全球招商大会，抢市场。
明年是十四五规划的第三年，也应该是经济社会正常化之年、活力恢复之年。我国多项总量指标都名列世界前茅。但看人均的话，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，并不厉害。中央反复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，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，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。发展，才是最大的正确.
把相生放在更重要的地位
不同产业间往往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。古话讲，“盖造化之机，不可无生，亦不可无制。无生则发育无由，无制则亢而为害。生克循环，运行不息，而天地之道，斯无穷矣。”相生，就是一种事物对另一种事物的促进、助长和资生，相克，就是一种事物对另一种事物的抑制、制约和平衡。最近这些年，在高质量发展中，我们提出了促进绿色低碳转型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、房地产去杠杆控风险、推动科技创新、调整收入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等等主张，这都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、必须之策。不少政策方面的调整，对于传统的粗放增长模式进行了必要的校正。这种“相克”是必要的。问题在于，不少方面的相克，克的太多、太久，一克就没个头，各种相克叠在一起，再加上部分政府部门更喜欢扩大在管制方面的自由裁量权，天然有克的冲动，所以导致了“合成谬误”。不少行业和重要公司一直处在整顿状态，不知何时可以恢复活力。我认为，当下中国经济中，“无制则亢而为害”的一面已经基本解决了，现在的主要问题是“无生则发育无由”，是很多市场主体找不到好的出路、生路。即使一些行业需要整肃，监管部门也要明白，整肃的目的还是为了健康发展，而不是以各种形式显示自己的存在感，却不顾及市场主体的命运。如同中国学者杜亚泉1912年在《减政主义》中所写的，政府之本分，“在保全社会之安宁，维持社会之秩序，养其活力之泉源而勿涸竭之，顺其发展之进路而勿障碍之”。当下，要让市场和社会“自由发展其活力”，就必须更多地站在“相生”的立场，看到各行各业的内在关联性。采取相克一类的举措，要慎之又慎，要有时间、空间、程度的限制，不能长期化。政府的政策和举措，要更加注重对产业、市场主体相生的一面，企业之间也要注重相生、相助，要善待利益相关者。二十大报告提出“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”，人不是抽象的概念，不是一个公司的老板才叫人，员工、伙伴都是人，是目的而不是工具。当然我也看到，一些先进的中国企业已经开始把尊重人、促进人的发展，纳入公司的理念和战略。让人在生产物品时，不觉得是劳动的异化，而是自己能力的对象化。从宏观角度看，非常需要“从民之欲，而不扰乱”“顺民之情而与之休息”；“约法省刑”，减少行政化干预，让广大市场主体建立起明确的良好预期。只要水质水温适宜，市场主体就会像鱼一样游过来，真正敢为。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体，稳中求进是非常必要的，总体上一定要奉行相生之道，以相生为主，以相克为辅，这才有助于经济的长治久安。对企业来说，也要从以人为本、以人为目的的角度，思考价值链上每个环节的分配关系，善待利益相关者，向善而行。把这些因素整合在一起，2023年的中国经济就有希望重新振作，同风而起。
